女儿的成长记（女儿出生记录）

文：石国雄

今天是我女儿的女儿参加高考的第二天。我坐女婿送孩子赴考的车子，去了一趟北京医院。临出发时，夫人指示，北京医院离北京新侨饭店不远，回家的时候，到新侨三宝乐西餐厅给闺女及孩子们买一个蛋糕和一些糕点。

三宝乐在北京也算是品牌。新侨三宝乐西餐厅，在新中国的首都，1954年创立那时候，是一个对外的窗口。像夫人那些北京胡同里的辈儿，但凡听闻有人从三宝乐买了些糕点回来，那简直就是一个话题。我1982年分配到团中央，机关和新侨饭店都在前门东大街，只有一次敢于造访三宝乐，那也就是买了最便宜的几个面包，给女儿尝尝而已。这可能使她有了印象，她工作以后，有一次路过三宝乐，买了一些羊角面包，她妈妈直夸她“识货”，说那儿的羊角面包较好吃。其实，好吃是一方面，大众化是最主要的。我去年到同仁医院看眼睛，路过三宝乐，心想，现在“财大气粗”了，给孩子们消费一次去。于是，听由服务员介绍，买了一大袋子乱七八糟的糕点，其中，最亮眼的是该店每天推出的一款蛋糕，只有几十份。现在想想，几十年来，在三宝乐“阔卓”过的也就那么几回。

这次在糕点铺点货的时候，我心血来潮，给夫人也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她不吃奶油，巧克力的应该能够吃吧。想想也惭愧，夫妻几十年，我没给她买过一块蛋糕。明天是女儿的生日，说到底，还是“母难日”，给孩子送蛋糕，为何不给夫人送呢？毕竟十月怀胎，最辛苦的还是孩子妈妈，更何况，生出女儿的时候，赵夫人还真是经历了“幸福的苦难”呢。

时空飞转到1976年6月9日的那个凌晨。4点钟左右，我在后炕睡觉——当时知青结婚房的格局，有前后屋两间。前屋一张大炕，靠着一道火墙，炕的面积与炕前的空间面积差不多大。后面，即火墙的另一面，是一副小炕，几乎占据了小屋的全部，基本上是开门见炕——猛然听见前屋岳母局促的声音：“破水，破水了，快叫国雄。”紧接着，传出前炕窸窸窣窣的动静。我正迷糊着：“怎么，漏水了？”接着，一激灵坐起来，拿起脸盆就过去，“那儿漏雨？那儿漏雨？”。岳母一看就乐了，“哪儿跟哪儿呀，不是漏雨，是破水了，要生了。”要生了怎么叫破水呢？我开始觉得那可能是北京的说法，也就不管这么多了，忙问，是不是要去叫大夫。岳母是前天为了伺候她女儿月子特意请了假从北京过来的，她老人家比较有经验，说，暂时问题还不大，等天亮一亮再去医院吧。

天蒙蒙亮的时候，真的下起了雨，那年的密宝虎饶地区，久旱无雨，地里已经严重缺墒，屋前屋后自留地里的蔬菜都有点发蔫儿了。我孩子还真是属龙的，刚要从她妈的肚子里出来，就开始行云布雨，这是要为人民造福的架势啊。我一边往医院跑，一边在肚子里调侃这个即将面世的孩子。

33团医院当时也叫迎春医院，可能迎春地区就有这么一个医院。我家离医院不远，以当时的体力，6、7分钟就能赶到。我进医院的时候，那里好像还没有上班，我走了一圈，走廊里没见一个医生，有点着急了，便大叫：“徐副队长。徐副队长，我爱人破水了，要生了。”徐副队长是医院的副院长，我们习惯叫医院院长为队长，可能是沿用原来部队的称谓。徐副队长是我们团姜副团长的夫人，估计也是个老革*。她是妇科医生，赵岚产前几次检查是一个姓许的妇产科大夫，她的先生好像也是团里的一个领导。反正许和徐在我的口音里分不清，不管叫出哪一位都可以。结果走廊里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医生。我一看，认识，是原十连的卫生员，也是北京知青，和我们广播站的一个播音员都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她看我着急，便帮我找到许大夫，俩人跟着我很快到了我们家。

我把他们接到家里，便出来了。不是我要出来的，是岳母很客气地吩咐我出屋干点别的什么事去。老婆在屋里生孩子，我出来干什么呢？夫人给我下了一个台阶，让我捡一些砖，把屋门到院门之间的路铺一铺，免得因为下雨，她妈妈外出时滑倒。由于这场雨，由于岳母的规矩，我失去了亲眼目睹孩子出生时的高光一刻。后来，战友们互相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有现场的说法，有说，他的夫人生儿子时，疼的厉害，两只手紧紧地捏住他的小臂，“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女同志生孩子不容易！内心就想要一辈子对她好。”可是我这一辈子，恰恰失去了这个机会。我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我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蹲在地上铺砖。铺着铺着，听得屋子里传出哇哇的哭声。紧接着，卫生员叫：“狗熊，快进来，你们家添了个女儿。”我破门而入，只见她抱着小毛头，准备给我相认。“7斤2两呢，不小。你女儿头太大了，但是生得还挺顺利，一个多小时就生出来了，可能是跟她长期站柜台有关。”这个卫生员，絮絮叨叨不停地说，我再想看一眼孩子，她的手里变成了胎衣，“你看看，这里，这里”她不断地翻弄着，让我看女儿的胎衣，她指出的地方，都已经结成硬块，她告诉我，孩子超时太长了，已经过了预产期6天，如果再不出来，就有危险了。至于什么危险，她没解释，我也没有再关心，反正一个哇哇啼哭的活生生的毛头，已经来到了人间。

远在上海的我的父亲母亲，十分高兴。父亲之前就已经给未来的孙子或者孙女起好了名字，男为坚，女为瑛。“瑛者，宝玉也。”爸爸解释，“我们石家的媳妇曰岚，岚者，山之雾气。山里的雾气围绕着石头，孕育出一块宝玉。”爷爷觉得石瑛的名字有点文气，又给起了个小名：“莺”，莺歌燕舞的“莺”。这倒不是我爸多有先见之明，能够预见到后来出现的“燕舞燕舞”广告词。而是1975年，发表了毛**的最后一首诗词，里面有“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1975年，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毛**去世的前一年，后来有的评论说，那个年月中国的经济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但从毛**的那首诗词的立意看，天下还是升平一片，他的那首词，也确实使大多数老百姓振奋过。我父亲大概也属于受到振奋的一个，因为，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中，文革的阴影在现实生活中正慢慢地淡化，许多地方开始正常起来。我们家小莺这个小名，居然还留下了些许时代的印记，真是有幸得很呢。

石瑛就是这样携风挟雨地来到那间土坯瓦顶的小屋。她的出生，着实惊动了九连——我们原先工作的地方——的领导和老职工。赵夫人在九连8年，时间比我长一倍，她与那里的熟悉程度要大大超过我。我原来只知道她与九连的感情至深至厚，可能是因为她长期担任连队售货员有关。她谁家都去，谁家需要什么，无论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她都会记在心上，丝毫不差地从迎春进货。说来也怪，她很少用本子记录，她的脑子里，对于数字，对于各家的需求，记录得十分精准。我们探亲回家，基本上以帮人购物，尤其以买布料衣服为主。给人采买衣服布料，是天底下最麻烦的事情。每个人的尺寸、布料、花色各各不同，又没有手机沟通，只得凭借平日里对人的品性习惯的了解，加以选择。我们探亲的日子本来不多，大多是在采购中度过。也许由于她的群众工作基础不错，因而孩子一出生，大家纷纷前来看望。月子的头几天，来到家里的老职工家属络绎不绝。每人来时，几乎清一色地一个小篮子，里面不是鸡蛋就是鸭蛋，还有豆油。每天晚上，我和岳母的任务就是收拾整理鸡蛋。岳母一个劲儿说，这么多鸡蛋，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依稀记得，我们那年收受的鸡蛋，少说也有上千枚。那个时候，鸡蛋还是定量供应的，尤其在城市里，每家人家每月分配的鸡蛋，也就一斤左右。一下子那么鸡蛋多，我们首先是保证产妇营养，每天变着法地给做，最后，吃得她“都吃出鸡屎味来了”。其次是我与岳母吃，我们每天吃的不下5枚。煮、炒、水铺、油煎。吃不完的鸡蛋，开始用盐水腌起来。后来，我从一张报纸上看到自制松花蛋的方法，照葫芦画瓢，找来粘土石灰锯末（东北没有稻糠），居然用鸡蛋也做成了松花蛋，当时，加上自己家积攒的几十个鸭蛋和鸡蛋，做了将近200来个松花蛋。岳母回北京时，除带一些煮熟的外，还带了一百多个生鸡蛋和一些咸鸭蛋。那时我夫人的姥姥还健在，一看简直稀奇得不得了。后来岳母写信来说，回去后住在地震棚，市里供应比较紧张，左邻右舍都得到这些鸡蛋接济了，“哈，那不都是小莺带来的福分。”夫人的姥姥说。

我们本来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当时的口号是：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但是我母亲特别注重实际，告诉我们，生一个就行了，再生的话，一是你们经济上吃不消，二是生多了也没用，最后在身边也只能留一个。我母亲生了7个孩子，最后身边只有一个最小的，其余的不是下乡就是分配到外地。

一个也有一个的好处，爱意和期待专一，正如我在专门收集女儿照片的相册上，所抄录的日本有岛武郎《与幼者》中一段话说的：

“我的一生就令怎样失败，怎样战胜不了诱惑；但无论如何使你们从我的足迹上寻不出不纯的东西的事，是要做的，是一定做的。你们该从我倒毙的所在，跨出新的脚步去。但那里走，怎么走的事，你们也可以从我的足迹上探索出来。

“幼者啊！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途吧，人生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走吧，勇猛着，幼者啊！”

小莺现在也已至不惑，将知天命。儿女成双，夫宠母爱。工作稳定，吃用不愁。体胖心宽，乐观开朗。虽不勇猛，但行端品正，濯清涟而不污。“幸甚至哉”！

石国雄2022年6月8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