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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刀是剑还是刀(武士用刀还是剑)

“以剑比德,以刀为诗。刀剑,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兵器。在古代的战场中,究竟以谁为主?不同时期,答案截然不同。这背后的玄机是什么?”

任侠击剑

图中人手持利剑,长衣飘飘,极具侠士风范,在中国文化中,剑不仅是实战兵器,而且是侠义精神的代表,琴心剑胆、文武双全成为许多人士追求的目标。

《史记》曰: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率领军队攻入殷商的都城——朝歌,绝望的商纣王自焚与鹿台。武王用代表正义的剑刺纣王的尸身,用象征权力的“黄钺”斩下纣王的头颅,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始。

自青铜文明到火器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剑都是伴随着勇士英雄的形象出现。剑,短兵也。简单来说,这是一种用于刺杀的直身、双刃、尖锋兵器,素有百兵之君、短兵之祖等美誉,不过这集众誉于一身的兵器,却来源成 迷、身世不明。中国境内出土过新、旧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戈、石斧等各类石兵,却迟迟不见石剑的踪影。究其原因,或许是石质相对脆弱,不够坚硬,故难以铸成细长、锋利而坚固的剑。直到青铜时代,剑才作为一种兵器登上历史舞台。

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青铜剑,是西周时期的。但这些西周初期的出土青铜剑,形如柳叶,短小锋利,类似匕首,与后来的青铜剑明显不同。关于它们的来源也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来源于巴蜀,证据是三星堆一*坑出土的一件商代时期的柳叶形玉剑;也有学者指出,中亚、西亚等地的类似短剑年代更早,因此西周的这些短剑很可能具有异域血统……无论短剑的甚是是“土”是“洋”,从剑的造型来看,他大概是脱胎于矛形刺兵及短匕首,然后逐渐发展为剑的。

不过这种尚在襁褓中的短剑,真的能在战场中披荆斩棘吗?


花纹宝剑,这是长沙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战国铜剑,剑身上菱形暗纹十分精美。这种精湛的表面处理技术,是青铜器的绝技之一,但其铸造工艺至今仍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这类黑色几何花纹是锡、铜及铁的合金,采用复合金属工艺铸成;也有学者认为,剑身花纹是进过硫化处理的。

三金合冶成宝锷

西周时期,人们使用铜、锡等冶炼青铜合金、铸造利剑时,还无法准确掌握原料的配比,若是向铜里加入太多的锡,剑硬易断;若是锡加少了,剑有太软,比例很难掌握,故难以制造出锋利坚韧的长剑。此时生产的短剑,甚至连结构都不完善——中间无脊,缺少剑格和剑首,后来逐渐改进,剑身中央才出现脊,剑茎加长为柄,增加了剑格和剑首,构造基本定型。不过春秋早期的脊柱剑依旧很短,大约长度在28-40厘米之间。

短剑的“先天不足”,自然会影响到它的杀伤力,不过真正决定它在战场上命运的,是当时战争的形态——周代宗法礼制森严,就连打仗,诸侯们也要遵守繁缛的礼仪。两军对阵,多为车战,远射的弓矢以及戈、矛、戟等长兵,才是战场决胜者,于是西周乃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战场上,剑这样的短兵,很难看到。

与依靠战车纵横疆场的中原不同,南方的“蛮夷”倒是走出了有地方特色的武器发展之路,在中原战场无用武之地的剑,在这里幸运的找到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剑源于匕,剑来源与匕首,只是匕首更加短小,所以携带十分方便。在剑出现之后,匕首也没有退出战争的舞台,多用于近身格斗、贴身防卫或暗杀。图中所绘即携带双匕的唐军形象,他的腰间插着一把匕首,筒靴还藏着一把匕首。如此一来,在被对方擒抱或被压倒时,可以很方便地拔出匕首来反击。出自指文图书《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

一切似乎拜“落后”所赐。先秦时,今天的江浙两省还属于很多学者口中的“偏离文明中心的不发达地带”,密布的丛林、纵横的水网,让战车毫无用武之地,反倒是行动灵活的步卒、轻便快捷的舟楫,主宰着战场。为了打造一支精兵劲旅来争霸天下,吴、越等南方诸侯绞尽脑汁。他们在选择兵器时,放弃了长兵,相比与笨拙的长柄戈矛,锋利轻便的短兵,比如——剑,更适合步卒。无论是春秋末年吴国北伐中原、与晋会盟的黄池之会,还是武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争霸大业,部队的主力均是步兵,而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训练士兵的击剑水平。《吴越春秋》中就记载道,越国南方山林中有为女子精通剑法,越王勾践曾派人聘请她去会稽教授士卒。

剑在吴越战场上的广泛使用,自然对其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吴越一代本来就多铜矿,铜、锡品质出众,再加上成熟先进的中原青铜冶炼技术的传入,这里铸造出了无数远超中原诸国的青铜剑,到了春秋中期,铸剑大师更是群星辈出,一批名剑震动天下。你如越国人欧冶子,他一生铸就了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钧、泰阿、公布等诸多名剑。

公元前515年,吴国的公子光遣人刺杀吴王僚。刺客名叫专诸,他带着越人欧冶子冶铸的“鱼肠”剑,冒充厨师,在宴会上给吴王僚献菜,使用藏于鱼腹中“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杀。吴王僚被杀之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吾王阖闾。

不过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认为,专诸所用的鱼肠剑并不是因藏于鱼腹而得名,而是剑上纹路蟠曲如同鱼肠。这是古人以质地坚硬、容易脆断的高碳钢为刃,质地坚韧的低碳钢为茎干,锻造一起时,所形成的的纹路,与宋代的蟠钢剑如出一辙。

当然,这种说法仅是一家之言,无法验证。毕竟这些传说中的宝剑,后人无缘得见。不过1965年,湖北望山楚国大墓出土的一柄青铜剑,却让人们得以一睹曾冠绝天下的吴越青铜剑的真实样式。

这柄青铜剑铸造精工、花纹优雅,虽深埋地下2400多年,仍光泽耀目、锋利无比。从形制来看,它的剑刃并非平直,而是呈两度弧曲。而从后来陆续出土的吴越青铜剑也能够看出,通过战争实践,吴越的剑一直在不断改进,至春秋后期,已经形成这样的统一形制——剑脊起棱,前锋刃凹弧,极大增强了剑身的穿刺能力。

不过这一外形也显示,春秋时的青铜剑因质地限制,难以发挥斫砍的功能,只能通过直刺杀伤缺乏盔甲保护的敌人。这与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用剑法偏重于“刺”、“击”相吻合。通过剑身的错金鸟篆体铭文,人们发现此剑曾为越王勾践所有。

除了形制的变化外,春秋中后期的吴越青铜剑,剑体也明显增宽加长,一般可达50-55厘米左右。而当剑体边长后,为了增强剑身中脊的抗震能力,使剑不易折断,吴越青铜匠师们更是绞尽脑汁,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复合剑铸造技术——这种技术使用不同成分的青铜合金进行嵌铸,剑脊含锡量较低,从而降低剑身硬度,提高韧性,使得剑身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和延伸性,不易折断;而两边含锡量较高,则是为了增强剑体硬度,使得实战时的杀伤力大大增强。现留世的吴王诸樊剑、吴王夫差剑、越王者旨於睗 [shì] 剑等等,无不锋锷犀利,千年不朽。有学者甚至认为,吴、越剑刃口磨砺精细,堪比现代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

异形宝剑,边疆少数名族的剑与中原地区的剑风格迥异。图这三把周代青铜剑均出自今新疆境内,与中原中规中矩的剑相比,它们的造型比较夸张生动,有的剑首呈双耳形状,剑格样式也丰富多变。除了剑本身外,青铜剑的剑鞘也颇为可观,它不仅具有保护剑的功能,还是装饰的重点部位。


西周一把铜剑的剑鞘,镶嵌这华美的绿松石,镂空的龙虎纹精细生动,彰显着佩剑之人高贵的身份。

倚天万里须长剑

公元前389年,魏国西河郡,50万秦军汹涌而来。这是秦国为了扫除东进障碍而进行的一次志在必得的讨伐。危如累卵之际,郡守吴起向魏武侯请求,允许他带领五万名没有立过功的士兵反击秦军。魏武侯不仅欣然同意,而且加派战车500乘、骑兵3000人。于是,魏军就以这相当于秦军十分之一的兵力应战,并一举打败秦军。这就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阴晋之战。

立下大功的五万魏军,是吴起精心训练的步兵——魏武卒。

由于这场战役只记载在战国军事著作《吴子》一书中,真实性尚有争论,但关于魏武卒的横空出世,的确是战国初期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

战国初期,车战逐步衰落,战争规模也逐步扩大,仅靠贵族和住在城邑的国人远远不能满足战争需求,军制改*势在必行。魏国走在了最前面。它最先通过招募庶民,进行选拔训练,培养出职业军人——“魏武卒”。这些步兵勇士体能出众,身穿甲胃,配备强弓劲弩,携带戈矛,而且,腰间还配有铜剑——他们的形象在河南汲县战国墓地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有着生动体现。

可以说,魏武卒的崛起,是步兵普遍兴起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步兵的兴起,用于近身搏斗的剑才有了更广阔的施展舞台。据《荀子·议兵篇》记载,魏武卒的标准装备中,剑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剑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战场时,诸侯们开始思考如何将之改进,加强杀伤力。铁剑由此登上战争的舞台。

其实早在西周晚期,铁剑便已出现。但直到春秋时代,为数不多的出土铁剑,大多以含碳量很低、质地很软的块炼铁铸造,远远比不上同期的青铜剑。这种情况,在春秋晚期逐步得到改善。

1976年,湖南长沙杨家山的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一把钢质短剑重见天日。从剑中部的断面可看出,它经由七到九层铁叠打而成,经取样化验,为含碳量0.5%的中碳钢。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块炼铁渗碳钢兵器。由于碳的渗入,剑身也变得相对坚硬。

中山靖王的金片花纹钢剑

这把精美的钢剑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它以块炼铁为原料,经反复锻打而成。它的刃部经过淬火,坚硬而锋利,而没有淬火的剑脊又保持着良好的韧性。除了较为成熟的钢剑制作技术外,此剑的剑身还嵌着金片花纹,剑格饰兽面纹,堪称精致华丽。

这把剑,位于当时的楚国境内。战国初期,楚灭越,成为吴越楚三家争霸的最后赢家。楚人收获了土地、财富,以及吴越精湛的铸剑技术,这使得楚人的铸剑工艺进一步得到提升,在铁剑的铸造上表现突出。比如湖南衡阳出土的14把钢铁剑中,最长的竟达1.4米,大大超越了已有的青铜剑。除了楚国,燕国的铁剑也做工精良。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出土的铁剑中,有两把可能经过淬火,增强了钢铁的刚性、硬度和韧性。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淬火铁器。

锋利狭长的铁剑,在战场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史记》中就记载了秦昭襄王与丞相范雎一次谈话,秦王不无忧虑的说:“楚国铁剑锋利,但娱乐业却不发达,不沉迷歌舞的人一般思虑深远,而拥有利器的人会比常人更加的悍勇,楚国拥利器而思深远,恐怕有一天会图谋吞并秦国的疆域。”

然而楚人仅是少批量铸造了铁剑,并没有大规模装备。考古发现,战国七雄依然以青铜武器为主,但铸造时,进行了技术革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加长了剑身——在使用剑进行技击格斗时,首要功能是刺杀敌人、穿透对方的铠甲,劈砍、划拉只是辅助功能而居于其次。剑身越长,在格斗中更容易刺到敌方。以秦剑为例,秦昭襄王忧心楚人铁剑的同时,工匠依靠新的铸剑技艺,加强了青铜剑的结构强度,铸造出了体长刀坚的秦剑。从春秋到战国早期的青铜剑,总长不过50厘米左右,而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青铜秦剑,长度近1米。但这样的长剑,有时也会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在著名的荆轲刺秦故事中,秦王数次拔剑,均因佩剑过长而无法拔出。这难拔的长剑,差点要了嬴政的命。问题出在长剑的佩戴方式上。

为了将长剑佩于腰间,古人采用了"璏(zhi)式佩戴法”。

"璏"又称剑鼻,安装于剑鞘上,中间有孔。佩剑时,直接以腰带穿过璏孔,将剑扎缚在腰间;也可先以专门的剑带穿过璏孔,再将剑带束在腰间,但这种佩剑方式会导致拔剑时极为困难,这就是荆轲发难时,秦王赢政仓促间无法拔出长剑的缘故。


“金”与“铁”之歌

宝鸡市春秋墓葬出土的一把金柄铁剑(摄影/柳叶氘)。金的熔点是1064℃,而铁的熔点为1538℃,用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铸造出一把剑,需要高超的工艺,这说明春秋时期的秦人已掌握了很高的金、铁冶铸技艺。这件秦地珍宝,还体现了精湛的剑柄制作工艺——它的柄部为实心,格与首是变形的蟠螭纹,上嵌宝石珠,茎部则是长条形无纹饰。


图是春秋时期另一把剑上的纹金剑柄,剑柄整体呈镂空形态,纹饰繁密而精美。

朝朝马策与刀环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正是剑的黄金年华。装饰精美的剑,佩于诸侯、贵族、士大夫之身,是为身份的象征;而征战沙场的将军、勇士随身佩剑,更多的是为了格斗厮杀,以及防身保命。直至汉初,剑依旧是王朝军队的主要武器。不过待到汉武帝时期,一切逐渐改变。

汉朝初建,匈奴频袭。武帝年间,战事更是接连爆发,骑兵取代步卒、战车,成为战场的主角。汉家骑士纵横驰骋于草原大漠上,克龙城、拔祁连,封狼居胥,为帝国建下赫赫武功。他们手中的兵器也在一场场战事间悄然改变:刀,这种挥砍兵器取代长剑,成为汉军兵卒手中的短兵。

辉煌了春秋战国乱世的剑,为何此时在战场上被刀取代?这与作战兵种的改变息息相关——剑在战场上的辉煌,得益于步兵的兴起;同理,刀取代剑,则与骑兵的作战方式相关。骑兵在快速冲击中,需要的根本不是直刺,而是挥砍。而在挥砍功能上,刀却远远强于剑,这与其本身的形制有关。

汉刀为铁质,直脊直刃造型。刀柄首端通常会制成扁圆的环状,所以也被称为"环首刀。这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刀不太一样,看起来反倒与剑颇为相似。不过环首刀仍与剑有着显著区别,比如开刀的方式不一样,这个细节至关重要——双面开刃的长剑不利于劈砍、易折断;刀只有一侧有力、另一侧做成厚实的刀脊,这样在劈砍起来时不易折断,更适合于骑兵用来对敌实施砍杀。故而,在那尚未出现马镫的时代,腰佩环首刀、配以强弩铁戟的汉家骑兵,在面对匈奴人时,占尽优势。

由于刀在战场上的优势,在西汉中期,将领、官员便纷纷改佩剑为佩刀了。有时候,这种随身佩戴的佩刀,不仅能用来杀敌。

天汉二年(前99年),西汉名将李陵率领五千步卒出塞征战,半途被八万匈奴骑兵合围,最终全军覆灭,自己也沦为俘虏。有一次,李陵故友任立政出使匈奴,在单于举办的酒宴上,他故意将佩刀上的环弄掉,趁捡环时握住李陵的脚,暗示他可以返回故土,如此反复数次。但李陵忧心再次受辱,最终拒绝返回,终老匈奴。刀柄上的环,原本可能为了吊刀于腰间而设,这里却成了暗通心声的工具。

待到东汉末年,九州大乱,兵戈四起,三分天下的魏、蜀、吴在屯田备战的同时,纷纷扩充武备。刀不仅再一次有了在战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制作质量也不断上升。

东汉时期造刀技艺的一大突破,就是发展出"百炼钢"技术,即将钢铁反复加热,折叠锻打,重复很多次,至上百次。在不厌其烦的重复锻打中,杂质尽出,提炼出最精纯的钢。1964年,日本的大和烁本东大寺古墓中,就发现了一把东汉灵帝时期的铁刀,铭文上明确写着"百炼清刚(钢)"的字样。

唐剑西域剑两相融

这是敦煌莫高窟唐代158窟中的涅槃经变举哀图。王子手持利剑,向自己的心脏部位狠狠刺去。这把剑没有突出的剑首,而且剑格夸张,两翼向上弯曲,体现了唐剑与西域少数民族剑制的互相影响。摄影/孙志军

淬火技术也在突飞猛进,人们逐渐发现淬冷剂对淬火质量的影响。《太平御览》记载,蜀国蒲元曾在斜谷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他造的刀"称绝当世”,被誉为"神刀”。蒲元能造好刀的诀窍就在于,他掌握了精湛的钢刀淬火技术,能够辨别不同水质对淬火质量的影响,警如,他认为蜀江爽烈,最适合为刀刃淬火。

铸造技艺蒸蒸日上,让刀愈发受到欢迎。就连在铸剑之乡吴越,造刀也取代了铸剑,成为主流。南朝陶弘景所撰《古今刀剑录》称:孙权在黄武五年(226年)下令采武昌山铜铁制成一万口刀,而剑仅有十口。这些为兵卒使用的刀,沿袭着汉刀的形制,环首、单面开刃、厚脊,重心靠前,在战场上厮杀时,挥刀劈砍下去,轻易就能够将敌人斩杀,即便对方身穿甲胄,无法砍透,刀头带来的沉重钝击,也能够使之受到伤害。

要是遇上使刀好手,环首刀的劈砍威力更能被放大。东吴将军董元成,年少勇敢,征讨黄祖时,他拔刀劈砍敌方的"蒙冲斗舰。,竟将船头砍成两截,分流而去。自古宝刀配英雄,董元成的佩刀按照《刀剑录》的记载,是他自己打造的,而同样是吴将的甘宁,却不需亲力亲为而坐享宝刀。濡须口大战、甘宁百骑劫魏营孙权很高兴,下令赏赐他"绢千匹、刀百口”。由此可见,刀不仅为主要作战短兵,还是很重要的赏赐。

五胡乱华时,追求挥砍能力的内亚刀兵大量传入,外来技术的融合,使得刀的发展进一步得到提升。有的刀身变短,刀柄铸成可以装柄的銎状,从而可以装上长柄,这种改进后的铁刀,在江苏镇江桃花坞的东晋墓中曾有出土。此类刀型也成为长柄大刀的源头。

长柄刀的柄加长,有如枪矛的握把,其重心靠前,劈砍力大,而且看起来威风凛凛,有如神兵,以至于到了后来,小说里的猛将都爱使用这种长柄大刀,比如青龙偃月刀与关羽。然而也正是因为重心靠前,虽然劈砍力大,但也牺牲了一定的灵活度,故而很长时间内,长柄大刀并没有成为武备主流,将卒们依然是以槊、矛作为长柄,而以短刀作为卫身格斗之用的短兵。

清代民间爆款之一龙泉剑

剑退出实战之后,依旧可用于佩戴、珍玩、馈赠等用途。上图是清代民间佩饰剑中最流行的款式之一——龙泉剑。传说中,龙泉剑是先秦铸剑大师欧冶子和干将联手所铸,不过装具带有。龙泉。字样或相关纹饰及造型特点的佩饰剑,却出现于明末清初,到清中期基本统一定型。这把龙泉剑护手(即剑格)下弯,剑鞘上铜铸浮雕龙纹铸造精细,凹凸感强,正是龙泉剑流行的纹饰和造型。


乱斫胡儿缺宝刀


从东汉起,剑就失去了昔日的荣耀,被刀取而代之,在战场上被日益边缘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被目遗忘。相反,剑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从未褪色,至更加重要,它成为泱泱华夏舆服制度中的重要佩饰,并深深嵌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为侠义精神的象征。

尽管刀才是战争中的利器,人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大侠,却多是佩剑,“剑客"也似乎比"刀客"的身份高级得多。文人雅士,则怀有读书做官、仗剑从军的书剑情怀。剑,至成为君子品格的象征。太史公司马迁对此曾论:“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

失去了实战功能的短兵,却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许与剑自身的形制相关。比如剑形笔直,剑光晶莹,这往往让它成为刚直不阿的象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认为做人应该"勿轻直折剑,尤胜曲全勾”。而剑脊直线,双刃对称,也给人带来不偏不倚、中正规矩的印象,从而派生出正气、正义的象征。剑身柔韧、轻巧,更给人一种颇具灵性之感。

既然剑被认为是君子所佩,士人便常常幻想自己佩戴宝剑,征战沙场,保家卫国。比如唐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在年轻时都曾学习击剑。李白甚至有"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等豪言壮语。

骆越人的环首刀

图是广西崇左市左江流域花山岩画的一部分。高大魁梧的人像腰间上,佩戴着一把硕大的环首刀。刀身直脊直刃,首端有一个突出的大环。由此可见,在汉朝时,壮族先民骆越人已经使用环首刀作为兵器。

刀盾"合作”

这是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壁画中的一部分,描绘的是强盗与官兵的对战。图中有多人佩戴环首刀,是短身厚背宽刃阔头的新款型。对于一手执刀,一手持盾的战法来说,短身的单手刀更方便握持,且回转灵活,而刀体加厚加宽则增加了刀的劈砍威力。

不过,这一切只是想象罢了。因为即使在任侠击剑风气浓郁的唐朝,两军相杀的战场上,唐刀才是决胜者。

刀最唐代军队的标准装备。《唐六典》武库令条中,没有剑制,只有刀制,共有四种,分别为仪刀、鄣刀、横刀和陌刀,后两种为将卒普遍持有。按唐朝李筌所著的道家军事著作《太白阴经》记载,唐代一军12500人,横刀占8分,有10000口,陌刀占2分,2500口,几乎人手一把。

横刀的刀型源自汉代环首刀,故而也是刀身狭直,但制造工艺更为精湛。作为疆场厮杀的制式兵器,唐刀首先必须具备出众的劈砍破甲能力。在这方面,横刀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工匠们采用覆土烧刃和包钢、夹钢等技术,解决了刀身容易脆裂的问题,使得唐刀刃口坚硬锋利,可以劈砍破甲,刀身韧性、不易变形。

相比横刀,没有出土实物证明的陌刀,则是一个难以考证的谜。《唐六典·卫尉寺·武库令》记载,“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寥寥数字,使得其形制至今依然争论不休。不过关于这种兵器的威力,史料中倒是记载颇多。

唐代步卒大量装备陌刀,让游牧民族的骑兵吃尽了苦头,为大唐盛世创造了一次次战争史上的神话,善用陌刀的猛将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李嗣业的名声最大。《旧唐书》记载,李嗣业擅用陌刀,每逢出战必身先士卒,所向披靡。玄宗天宝年间,在随同高仙芝进讨小勃律国时,身为左陌刀将的李嗣业本先持刀而上,大破吐蕃军,此战后,他升为右威卫将军。“安史之乱"时,李嗣业跟随广平王李豫前往收复长安,面对十万叛军,唐军初战不利,这时李嗣业脱去盔甲,袒露上身,执刀率领两千陌刀兵,排成横队,如墙而进。

此外饶阳裨将张兴,也是使刀好手。“安史之乱"中,他率部死守饶阳,史载其"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登上城头,贼将入,"一举刀,辄数人死,贼皆气慑”。唐代的一斤,折合现在660克,张兴手持陌刀重达十公斤,沉重锋利的雪亮刀片横劈下来,蜂拥而来的敌方步卒自然是死伤惨重了。

弯刀西来

这是敦煌莫高窟第154窟璧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形象,绘于中唐时期。天王身穿铠甲,腰后挂长剑,腰前则挂着弧度夸张的弯刀。这类弯刀,最初应是西域制造,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唐朝,多由骑兵所用。图中天王的弯刀,正是现实的反映。


平生不解带刀剑

尽管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表现出众,刀仍不可避免的遭到了挑战,与当年的剑一样,开始面对被边缘的危机。

首先是精良繁琐的工艺使得唐刀价格不菲,“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藩镇连连混战,兵备大量消耗,无论是造刀所需时间,或是军费开支,都无法支持唐刀持续大规模生产。于是它们逐步淡出战场。此后历经"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至赵匡胤建宋,一统中原后,制作简单、相对廉价的斧等兵器取代陌刀,成为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兵器。

风云大唐的陌刀黯然离场,刀这类武器在宋朝军队中的比例也有所下降。面对此等危机,它必须不断地改变自身,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战场。

乾隆爷的御制腰刀

这是清乾隆皇帝的一把玉柄金桃皮鞘飞蛇腰刀。清代皇帝多重佩刀,尤以乾隆为最,以示不忘祖制,崇尚武备。但与实用功能相比,这把腰刀的装饰更引人注目,白玉卷首柄贯穿明黄*丝穗,刀鞘木制,外贴金桃树皮,精致富丽。(供图/视觉中国)

用以格斗防身的短刀,形制就发生了巨大改变——狭直的长条形方刀头,改为前锐后斜的形状,增加了护手,去掉了刀饰,使之更为厚重、实用。这是由于兵卒披甲率在五代时显著提高,甲胃发展达到巅峰,山纹甲、明光铠、札甲层出不穷,宋金两朝更是出现了步人甲、铁浮屠这样全身包裹的铁甲,使得刀身狭直的环首刀无法造成伤害,反倒是刀身厚重的手刀、朴刀配合鞭、锤、锏等钝性打击兵器更适合战场。

尽管有不断修正自身的"勇气“,但一个兵器史上全新时代——火器时代的来临,仍让刀的命运无可奈何地跌落谷底。

按照明代茅元仪所修《武备志》载,此时,剑早已彻底从军队兵器装备中淘汰,而刀依然为武备之一。但作为冷兵器,它终究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亡。以抗倭名将戚继光组建的成家军为例,夹刀、长刀、腰刀等短兵所占比率小,更多的是钩枪、锐钯、狼筅等长兵,以及虎蹲炮、快枪、鸟铳等火器。较之明代,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清王朝,为渔猎民族所建,八旗绿营对佩刀较为重视,但也多是作为王公官佐们的装饰及军中辅助兵器。

在枪炮逐渐成为战场主流时,一款牛尾刀却广泛存在,并为后人所熟悉。它刀头比较宽,但是刀身却做得很薄,故而强度不佳,若是砍上甲胃等坚硬物,还很容易崩刃。

这样的牛尾刀,当然不能作为战场上挥砍的利器,而多为衙门官差捕头使用,对他们而言,手持钢刀足以缉拿犯人、威慑宵小。后来大清完了,衙门没了,捕头官差也失业了,牛尾刀倒是存留了下来,如今公园里的大爷大妈依旧舞弄着它,强身健体。

以剑传情

这是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少虞剑,是春秋时期的古剑。剑脊上用错金铭文写着20个字:“吉日壬午,乍为元用,玄镠铺吕。朕余名之,胃之少虡"。大意是,壬午这天吉日,做了这把好剑,用锡与铜铸成。我给这把剑起了个名字,叫做"少虡"。寥寥数字,仿佛穿越了两干多年的时光,与曾经的剑主人心意相通。(摄影/柳叶氘)

曾经的杀戮兵器——刀,在工业时代迎来最终的谢幕,长城抗战中活跃的大刀队,或许是它们最后的告别。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刀剑如梦,它们曾经是战场决胜者,它们又英雄迟暮,消亡在枪炮声中,留存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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